為何单靠碳税不足对抗气候变化?
保罗·克鲁曼(Paul Krugman)稱,談到環境政策的時候,他不是純粹主義者。這位《紐約時報》專欄作家和其中一些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稱,單靠碳稅不足對抗氣候變化,並指出了所需的其他主要組成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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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罗·克鲁曼(Paul Krugman)稱,談到環境政策的時候,他不是純粹主義者。這位《紐約時報》專欄作家和其中一些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稱,單靠碳稅不足對抗氣候變化,並指出了所需的其他主要組成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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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学家经常谈论外部影响,即某人作出行动对其他人造成正面或负面影响,但该人没有得到相关的利益或付出代价。根据经济学家保罗·克鲁曼(Paul Krugman)的說法,污染及其在氣候變化中的作用就是典型的外部影響。
克鲁曼以一间电力公司為例来说明这一点。如果一间电力公司从燃煤电厂排放二氧化硫,电力公司应该為这些排放付出代价,因為二氧化硫会导致酸雨。根据这个理论,处理外部影响的最有效方法是让施加外部影响的公司支付成本。这经济行為的成本可以透过税项徵收,例如碳税或排放税,这样就会為排放设定价格。
克鲁曼说:「根据这个教科书原因,徵收碳税是一件好事并没有错,因為这样很灵活。它没有说你应该如何减少污染。它也没有说谁应该减少污染,因為如果你广泛应用它,每个人都与它息息相关。它利用所有可能的渠道。」
这就是為甚麼碳税获世界各国大部分经济学家普遍接受為一个有效的公共政策工具。
只要政府同意,碳定价就非常简单。
经济学家、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让·梯若尔(Jean Tirole)說:「只要各國政府同意,碳定價就非常簡單。」他續說:「試想一下,歐洲可以將碳定價為每噸 40 歐元,煤炭就會從歐洲消失。每噸 40 歐元的碳價實際上比根據計算應該要收取的還低。」
碳徵税会鼓励发电厂寻找低碳解决方案,也会鼓励消费者避免使用碳密集型产物。经济学家、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米高·斯彭斯(Michael Spence)認為,新科技對於應對氣候變化非常重要,但如果不徵收碳稅,任何新的潔淨能源或可再生能源都總會處於劣勢。
洁净的新科技在竞争中处於劣势。
「如果我们不能设法為碳定价,我们就无法解决问题。」斯彭斯说:「洁净的新科技在竞争中处於劣势,因為旧技术的产出之一即化石燃料,没有被适当定价,甚至可能是负向定价。」
我们需要对新能源科技进行公共投资
这是克鲁曼也认為碳税本身并不能解决问题的原因之一。他认為,如果没有更全面了解还需要採取甚麼措施才能推动真正的变革,那实施碳税仍然不完整。
「当我们谈及尝试令经济脱碳这类非常重大的事情,其中很大程度将会涉及开发技术和完善这些新技术。」克鲁曼说。「科技发展本身就充满外部影响。设定正确的碳价格会产生新能源科技的最佳投资额。所以,在这种情况下,我们非常需要公眾也支持科技改变。」
可以假设,对公司和消费者的奖励作用所带来的任何变化都会推动公眾支持,但作為拥有超过40年经验的经济学家,克鲁曼对於依赖市场做正确的事持谨慎态度,亦因此,公眾支持和公共投资是解决这个难题的关键部分。
「这不仅仅是科技,还有网络之类的东西。」克鲁曼说。「如果你要尝试令经济电气化并令电力更依赖可再生能源,那社会要有一个电网,而你不能指望私营领域能够有效地发展电网。因此,这方面有很大的公共投资空间。」
為了战胜气候变化,我们需要更好的政治沟通和可行的解决方案。
单独徵收碳税可能不足以解决污染的另一个原因是该政策背后需要的过程。碳税和其他以环境為重点的政策已经变得太高度政治化,以至於可能会产生进退两难的情况。
克鲁曼说:「如果一个经济学家说这是最佳政策,你应该在不用考虑政治可行性问题的情况下去做,不让人们有可能参与其中,那麼国会就真的没有做好他们的工作。他们需要讨论如何让这件事更有可能地真正发生。」
你想要的是综合方法。将气候变化政策与创造就业机会的基础设施政策放在一起并没有错。
平衡碳税与在可再生能源行业创造就业机会
「当然,我们想尝试為碳定价,但我们知道这在政治上很难实现。我们也知道它在经济学来说并不完整。因此,你需要综合方法。将气候变化政策与创造就业机会的基础设施政策放在一起并没有错,因為这就是你完成这件事的方式。」他继续说。
对克鲁曼来说,实施碳税加上私人投资、公眾支持和更佳政治沟通不只是重要,而且是一个警号。
「气候变化问题一直都很可怕,而且并没有在近年变得不那麼可怕。」克鲁曼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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